“中国制造”真实困境

　　价格战的恶性循环

　　尽管如此，罗斌每天还是在工厂呆很长时间，跟手下的工人们一样卖力干活。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一个二手车床，工人们就住在与车床一墙之隔的房间内。罗斌虽然年轻，但已经在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年，客户在柳市镇遍布。罗过去的经验一直认为，在这里，只要质量好、有信用、价格足够低，就不愁找不到买家，人们藉此生产同样的东西，用近乎透明的价格和技术生产。

　　这种体制性弱点在眼下的温州商业模式中愈发明显，只是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已经在类似的经济模式的压力下生活了20多年，是否需要创新产品和提升品牌，是否需要更好的创意和更合理的组织管理水平，几乎被忽视了。

　　对罗斌们来说，观察位于柳市镇中心的正泰、德力西的一举一动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在柳市方圆不到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低压电器企业超过3000个，大多都是正泰、德力西的供应商——从自动剥线机到电阻成型机，断路器到电源开关，交流接触器到继电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数千家竞争者生产同样的产品，你如何树立自己的竞争力，答案往往直接而无奈——足够低的价格。

　　在罗的眼中，大佬们通常会成为抢食者。德力西似乎是当地并不受欢迎的企业，在过去的屡次行业性调价中，德力西总是扮演着背信弃义者——每当新一轮集体降价或提价开始，德力西总是逆向而动。在3月份刚刚进行的一次调价中，德力西再次充当了绞杀者——它甚至改变了以往只针对经销商的降价策略，而直接让利给终端。在很多竞争者看来，德力西的老板胡成中几乎掐断了所有人的后路——他宣布将通常占据市场大约20％份额的大漏电系列和触电器再次降价8％。“这等于把我们逼迫到火山口上，如果算上经销商的返点，我怀疑这样的价格甚至连保本都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环球企业家》说。

　　浙江省电器行业协会秘书长胡里本曾试图充当中间的利益仲裁者和调解人。这位已过天命之年的老人为此屡败屡战，他最后发现这么做是徒劳的——多数企业家相信赚钱是自己的天赋，与他人无关。“我记不清楚集体调价失败过多少次了，桌面上达成的协议，到了桌下就成了一堆废纸。”胡里本对《环球企业家》说。

　　这意味着温州制造业正面临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但销售价格却因为恶性竞争而不断下降。事实上不仅在低压电器行业，温州其他代表性行业，如鞋和服装，同样如此。

　　林友平就是见证者。一年前，他在温州火车站站前以每月4500元的价格租赁下40平方米的店面经营皮鞋生意，在看他看来，这里人潮涌动，应该是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但是在春节过后，他发现周围的商家都开始打起折来，多数只有不到六折。在他的周围盘亘着康奈、意尔康、吉尔达、奥康等品牌都在进行集体抛售，一双平时在300元左右的鞋子，通常只卖150元。在超过4000家制鞋企业中，林的这个店面只不过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鱼。“这些更低价格的鞋子很快让我顶不住了。”林对《环球企业家》说。

　　唯一的好消息似乎是，这些低价鞋子对美的出口开始增长。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消费购买力下降，对档次较高的鞋类产品需求量明显下降。一份来自温州检验检疫局的鞋类出口报告显示今年1-3月，温州鞋类对美出口1654批，891.37万双，4087.39万美金，同比批次、数量、金额分别上升63.6％、31.25％和31.95％。但其增长多以生产中低档合成革鞋为主，而附加值较高的皮鞋则并无增长。但这似乎只是表面繁荣，因为温州鞋对美出口增长，但价格却同比下挫接近20％。

　　不难看出更大的隐忧已经开始出现——以生产中高档鞋为主的珠三角地区的鞋类企业倒闭近千家，倒闭企业的客户开始将订单转至温州鞋企；由于环境不乐观，部分温州鞋类企业出于企业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接受以前不愿接受的一些价位较低、利润空间很少的美国客户订单；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忧，一部分企业将交货期未到的订单提前交货。

　　“整个服装行业同样都举步维艰，困难最大的是侨贸服装企业。”温州服装商会副秘书长郑旭峰对《环球企业家》说。在温州中小型服装企业中，由于家族血缘关系浓厚，不少商人习惯自产自销，通过远在国外的华人华侨亲属推销。这类企业通常企业规模很小，手工劳作，利润微薄。侨贸的方式比较灵活，有利于小宗货物贸易，但做服装贸易的华侨，很多也是做服装出身，对外贸服装的成本计算很内行，往往会把面料、钮扣和做工等成本算得一清二楚，然后再算给一些微薄的利润，单件服装的价格压得很低。而且一般是先发货后付款，碰上市场行情不好，拖欠货款也时有发生。以人情为基础的侨贸，其不规范性使得欠债赊账成了企业主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