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小企业深陷严冬：企业衰落 薪酬要涨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认为，农民工不能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当然不能大幅提高工资。这位负责人表示，从经济理论上说，高工资能缓解民工短缺，但高工资必然要求高素质。然而，眼下国内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就没有高劳动生产率，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曾有媒体载文说，靠硬性法规提高工人工资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国际上已屡见不鲜。典型如日本，由于采取终身制和立法限制，上个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弊端已制约到企业发展，乃至时下成为日本政府很大的社会性“包袱”；德国工会涨工资也超过企业承受程度，使得德国工人没有竞争力量，大量企业移走导致了经济衰退。劳工成本提高，对我国的冲击也许比德日还要大。

　　丁力的判断是，通过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用倒逼的方法来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逼迫企业产业升级，恐有难度。

　　他认为，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会把企业往死路上逼，劳动生产率不是随意就能够提升上去的，制约因素很多。通过收入增加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好事是不可能有的。

　　丁力说：“目前广东台资、港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产业水平落后，属于产业链最低端，劳动生产率不高。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收入就很难提高。而要提高外来农民工收入更难。外来农民工本来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廉价，别人就不会雇用他。外来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能干的活比较粗，市场不可能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这是市场定价，不是政府指定的。”

　　在丁力看来，如果通过政策使农民工工资五年内提高一倍，对于广东的发展将是弊大于利。“广东的经济主要靠低成本、低价格、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支撑着。如果把工资涨得太高，企业扛不住，就走了。广东省的企业扛不住，国有企业也扛不住，除了垄断性企业。倒闭的后果肯定会由社会来承担，尤其造成缺乏技术的劳动者的失业。这些劳动法规的初衷本是保护下层劳动者，最终也许会反而伤害了他们。”

　　“谁不想造飞机造原子弹，但我们目前只有‘做衬衫’的技术。”这是广东格兰仕集团副总裁俞尧昌说过的一句话。它似乎说明，产业升级是必要的，但在目前国内资源缺乏、技术落后的现实下，依靠提升工资倒逼产业升级难度不小。

　　自身积累不足难倒产业升级

　　(旁白：丁力说：“目前中国需要提升研发能力和自有品牌，必须以自身积累为主实现这一过程，很难通过产业转移的办法获取。”)

　　当国内外各界评价整个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竞争地位时，长期以来所用的措辞，依然是评论珠三角产业的那一套话。这也许表明，珠三角在产业升级时，与整个国家撞到了同一块天花板上，而且用了太大的气力，这就注定比别的地区撞得更痛，也撞出了一个国家性的大课题。

　　近两年，广东对省内最重要的九大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划：电子信息、汽车、机械和医药集中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包括建设电子信息工业七大制造基地；形成轿车生产基地和环珠三角汽车零部件产业带；重点发展现代中药、生物制药、海洋药物、新型化学药品制剂和高新技术医疗器械；发展以广州、深圳、佛山为三大核心的装备制造业；在沿海或江河下游建立石化和制浆造纸，其中石化产业将建立5个炼油项目、5个乙烯项目和5个石化基地，并争取在惠州、茂名、湛江和珠海等地建设国家储备油库；家电、纺织、食品、建材等增长较慢、增值较低、资源消耗较大的传统产业，向专业镇、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高速公路网已经建立，以减低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物流成本。

　　对于广东产业升级，官员和学者中的乐观派们一直认为，无论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取消退税，都有利于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定要以此为契机，将这部分产业转移到落后地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从过去单纯的加工基地向制造、研发、服务综合基地转变，最终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