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国人着装变迁 两代裁缝见证服装“演义”

　　彭德明跟家人商量后，决定和两名乡邻同行。他们背着两台缝纫机、三床被子和换洗衣服就出发了。

　　到达北京火车站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当时，并没有公交车到南苑。根据徐红兴描述的路线，彭德明等人开始步行。

　　彭德明背着一台缝纫机、一床被子和衣服，总共有七八十斤。走到木樨园附近时，他走不动了。三人停下来歇会儿，但越歇越不想走。彭德明背起缝纫机，开始数路边的电线杆，鼓励自己走两个电线杆才能歇一下。

　　次日天亮后，彭德明3人才找到徐红兴的落脚地——南苑红房子。彭德明在菜市场边租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安顿下来。当地居民送给他一块木板，他铺上被子美美地睡了一觉。

　　白天，彭德明在行人较多的路边支上铁架子，上面铺一块木板，摆上剪刀、尺子、画粉等家伙，开始“收活儿”。当时，裁缝铺不卖布料，只负责做衣服，裤子两块钱，上衣三块钱左右。

　　此前，北京人的衣服多半是自己缝制，裁缝店很难找。李岚清曾回忆说，1978年初春，他要做一件短袖衬衣，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裁缝店说可以做。量完尺寸后，问什么时候来取？裁缝说，11月。

　　彭德明等江苏裁缝的到来，满足了这个市场需求。白天收完活儿，彭德明整宿地干，第二天就把客人要的衣服做好。

　　这个时候，布料已告别“老粗布”，夏天流行“的确良”，冬天时髦“迪卡”。一部反映纺织厂女劳模与漂亮裙子之间矛盾冲突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播出后，影片中的“红裙子”成为中国女性追捧的对象。此后，红裙子、黄裙子大行其道，蓝色、灰色、绿色主打的服装时代终结。

　　除了布料和色彩，服装的样式也在不断变化。田阿桐的徒弟、红都服装公司技术总监闫瑞环说，当时，一些年轻人开始穿宽大的蝙蝠衫和喇叭裤，包臀的牛仔裤也悄然出现。此外，西装取代绿军装，成为新时代国人第一种流行服装。

　　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彭德明兴致勃勃，又感觉压力重重。好在江苏的裁缝老乡们常常沟通，一起学新样式的做法。

　　从高峰到低谷

　　出活儿快、能做新样式，彭德明的生意好起来，添置了电熨斗等工具。他将妻儿接过来，还从老家招了徒弟。十多平方米的裁缝铺显得更加拥挤了。晚上，彭德明和徒弟在案板上做衣服，彭伟就睡在案板下面。

　　上世纪90年代，除了做衣服，裁缝铺也开始卖布料，做一条裤子变成了20元左右。因为生意好，彭德明从老家招的徒弟越来越多，徒弟出师后，就在他那里当工人。1996年，他有十二三名工人。除了裁缝铺，他又租了一间大房子当厂房。

　　附近制鞋店的店主说，彭德明当上了老板，开始搞“管理”了。彭德明笑着说，工人忙不过来时，他也帮着裁剪。那时候，彭德明一年的收入有十多万元。

　　其时，成衣销售已开始风行，但凭借在当地的人缘，彭德明的裁缝铺依然生意兴隆。

　　此后，各种各样的服装品牌纷纷涌现，找裁缝做衣服的人不断减少。2003年，看到很多裁缝改行卖衣服，彭德明心动了。

　　他到六里桥等地的超市、商场租了柜台，开始搞成衣销售。转战数地，花了大价钱付场租、进货，但就是卖不动衣服。短短一年，数十万元亏损殆尽。

　　徐红兴认为，做成衣销售的人太多，竞争过于激烈。彭德明比较保守，对于做衣服之外的管理和销售等并不擅长。

　　此后，彭德明回到南苑，原先的裁缝铺已经立起了高楼。他在高楼对面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重新开起了裁缝铺。

　　名人纷纷光顾

　　在彭德明遭遇低谷的时候，彭伟跟着舅舅徐红兴，摸到了一条新路子。

　　彭伟中学毕业后，就跟着徐红兴学了三年裁剪。在他看来，年轻些的舅舅比爸爸观念更新，更能了解和接受新趋势、新样式。

　　进入新世纪，“撞衫”成为尴尬的事情，人们开始追求服装个性化，定制成为“潮人”的新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