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再抉择：缓步升值渐成产官学共识

　　人民币汇率再次面临抉择关头。

　　生意社3月15日讯　自年初以来，多家半官方及独立研究机构相继就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闭门商议，并形成政策建议递交央行或政府决策层。

　　至全国“两会”召开，已有多重迹象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度中断的人民币汇改进程，即将再续新篇。人民币升值与否，再次撩动市场的敏感神经。

　　3月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在一些特殊阶段，如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之际采取特殊政策，包括特别的汇率形成机制。

　　所谓特别汇率机制，是指2008年7月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中断了2005年7月以来的盯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界认为，此后人民币实际盯住美元。

　　由于美元大幅波动，人民币汇率也随之起落。按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2009年全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6.1%。2010年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13.89，较2009年12月再度贬值1.05%。

　　2005年7月汇改后的三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达21%。

　　虽然周小川重申中国政府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上述表态也预示，央行或早或晚将必然退出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

　　同日，央行副行长苏宁在回答道琼斯通讯社记者就周小川有关言论提问时说，央行将根据经济形势决定退出“特别汇率机制”的时机。

　　而“退出”已经被市场诠释成重回升值通道。隔周，人民币将在近期可能一次性升值2%-3%的消息，在市场流传开来。“一些中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拆入美元。”香港金融界一位高层人士表示。

　　不同群体对此态度迥然不同。出口部门的主张坦率直白：在世界经济复苏刚刚蹒跚起步时，强推人民币升值无异于强行刹车。

　　有学者提出，如果从纯粹的市场化方向看，人民币现在这个时点是要升值还是贬值，其实无从度量，与其盲目行动，不如以不变应万变。若汇改造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则“热钱”流入将更为严重，恐将流动性泛滥，可能推高资产泡沫，重演2005年汇改后的一幕。

　　也有观点称，人民币汇率是早调整早主动，越拖越被动。暂不论来自海外的压力，即使进一步的汇改再次表现为人民币升值，也有内在合理性存在。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出口已迎来较快增长；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效的汇率机制，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进出口商品的合理定价，改善中国贸易条件，更可能带来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比价的正常化转变，进而改变内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扭曲状态，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从整体上增进国民福利。

　　面对升值是小步缓升还是一次性到位、是一次调2%-3%还是两位数比率的争议，“关键是人民币需要形成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而非汇率调整到位。何为到位？”本刊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表示。

　　“必须意识到，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汇率政策调整都应遵循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而主动性应该放在首位。”一位熟悉外汇管理的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称。他并提出，“汇改方式肯定还是渐进式的。一次性大幅升值对于决策层是不切实际的。”

　　乌云压城

　　美国最激进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应升值30%-40%，虽然这并非解决美国自身问题的答案

　　3月2日至4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访问北京。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主动提出访华，希望美中关系能重新聚焦，一同推动双方在重要议题上的合作。

　　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一行人中，有2月刚被任命为助理财政部长的科林斯(Charles Collyns)，此前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多年，现在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美方的重要人物。他去年底在美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必须找到更有效的方式，说服中国调整其汇率政策，推动经济从出口型向内需型转变。此时，他出现在中国，令人猜测汇率也是双方的重要议题之一。

　　事实上，在国内智囊密集商讨汇改良策时，国际上新一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已愈演愈烈。

　　“乌云压城”—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为本刊撰文时以此为题。从奥巴马的“五年出口翻番”计划中，谢国忠预感到此次“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将比以往更为沉重”。

　　在2月初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率先向奥巴马总统“发难”：“2001年至2007年，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我们已经失去了230万份工作—如何从中国夺回就业岗位？”

　　“(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国际性挑战就是汇率问题，即如何调整以保证美国的产品价格不被人为抬高，别国的产品价格不被人为地压低。”奥巴马表白，“汇率问题使我们处于竞争劣势。”

　　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则宣称，应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这一幕，与2003年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欲以自由贸易法案制裁中国出口产品何其相似。

　　压力不仅仅来自美国。一些国家与中国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论战历久未衰。

　　去年年末，应邀参加第12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等人，都表达了希望人民币进入升值轨道的意思。

　　2月初，投资界风云人物索罗斯在香港对本刊记者说，“无论从国内抑或国际角度分析，我认为，中国政府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都将是明智之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甚至声称，其他国家应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

　　后危机时代，世界贸易大幅萎缩，欧美各国内需疲软，失业率高企，需要寻求解决方案。此时，尚未完成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便成众矢之的。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向本刊记者表示，中国与世界如此紧密的联系，已令人民币汇率成为全球价格的一部分，因此压力也来得很自然。“对人民币而言，其方向在危机前后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升值。更确切地说，现在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

　　“人民币对美元汇价低估了41%”，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这项“研究成果”广为人知。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对本刊记者称，贸易加权的人民币汇率大概低估了25%，甚至可能是30%。

　　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先后对进口自中国的金属硅作出反倾销终裁，对中国输美机织电热毯、窄幅织带、无缝钢管、铜版纸等作出反倾销、反补贴或“双反”初裁，并对进口自中国的钻管发起“双反”调查。

　　显然，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并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中美轮胎特保案期间，美国白宫智库—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克莱德•普勒斯托维兹(Clyde Prestowitz)就向本刊记者直言，中国避免贸易纠纷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通过保持较低的汇率来补贴所有出口，比奥巴马还倾向保护主义。”

　　但升值能解决问题吗？答案其实是否定的。数据表明，美国70%以上是服务业，而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制造业，人民币升值无益于美国失业问题的解决。事实上，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21%，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则未受任何影响地强劲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2月初表示，各国不应拿人民币来抨击中国。中国应该做的，也正在做的，是降低储蓄率并提升内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才有意义。否则，即使人民币和其他亚洲主要货币升值20%，最多也只能帮助美国出口实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的增长。

　　尽管喧嚣背后存在一些国家选举战的需要及党派争锋，尽管这些抨击未必合理，中国也需妥善应对，而不是只作防守。谢国忠提醒，为避免中美之间摩擦扩大，“宜及早采取建设性的举措”。

　　敏感的时间窗口正在临近：4月，美国财政部将向国会提交半年一次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期间，是否会指责中国“汇率操纵”？6月，G20峰会将揭幕。可以想象，人民币汇率将是其中的重点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