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企业外迁调查：广东腾笼换鸟路线图

　　云浮是山区，人均土地面积很小。我们的人均耕地大概三分多，人均山地也是三分多。地理位置远，土地非常缺乏。1994年建市以前，我们这里“大干快上”的战略引发了一些问题，欠了一屁股债。我来之后的头几年都是为发工资而奋斗，有的县和区一年只能发7个月的工资。当时云浮除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外，其他所有人均指标都是全省倒数第一的。

　　广东省的经济分成三个板块。第一板块是珠三角，第二板块是广东省东西两翼，第三板块是山区。通过几年在产业转移方面下工夫，现在云浮已经排在了广东经济第三板块的前头，如果算人均指标，我们很多方面都已经在河源和清远之前。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是全省第17，人均财政第13，农民人均纯收入第10，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都在第14的水平。

　　事实上，云浮的发展走的不是捷途，但是个固本强基的做法。我们通过加强交通、能源和通信建设，开发西江航道，改善大气环境和水质量，提升城市综合功能配套的水平，提高城市的可居住性和城市科教文卫事业来促进发展。

　　《商务周刊》：那现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契机摆在云浮面前了，云浮的软硬环境也仍然需要提升，你们还打算“慢慢来”吗？别的地方甚至江西可都在抢着接收珠三角的产业呢。

　　郑利平：如果地方政府的服务不好，发展环境不好，你怎么去抢？原来的招商工作，很多人都调侃成是依靠喝酒、零地价和送土地。我们不是没有革命热情，只是我比较推崇先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再引资的模式。现在政府的职能要求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政府应该是做一个协调员、服务员和后勤部长。小平同志就曾说过要做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觉得我们的思路跟小平同志的思路是一样的。

　　以前下面的干部跟我汇报说：郑书记，我们最近很忙啊，我们去三角洲抢了很多项目回来。但我告诉他们，政府要注重的是搭台而不是做运动员。当然，政府也不应该是消极的等待心态，不要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你也会看到我们在三角洲有专门的招商点，我们也会举办推介会。我们在珠三角很多高速路边都有广告牌——进驻云浮，事业从此精彩。

　　我们要优内拓外，优化内部环境，拓展外部生存空间，要东渐西联，加强和东部的合作与承接，连接西部以取得原材料和劳动力。我总觉得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政府的职能转换，从全国来看，目前我们政府的职能转换还是不到位，太多的卷入经济活动了。

　　《商务周刊》：云浮最希望承接珠三角什么样的产业？

　　郑利平：我的思路很简单。第一，云浮的产业要顺其自然的发展，谁愿意来，什么样的企业愿意来都欢迎，只要不是黄赌毒，贩卖枪支和高污染，来者不拒。

　　云浮的土地同样比较宝贵，希望单位土地产生的价值和税收多一点。但希望归希望，我们挑选的余地还不是特别大，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还没到那地步。至于你是来自深圳、广州、东莞和佛山都一样。我们还有来自新疆的呢，比如天山水泥。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态控制线，对于污染的企业绝对不要，除非是经过污染处理能够达到要求的我们才欢迎。我们在罗定搞了一个环保工业园区，对有污染的电镀、五金等产业，统一规划在一个园区里，污水统一回收。

　　云浮没有青山绿水就完蛋了。在环境考核方面，云浮前年是84分，去年是89分，水源和空气的质量是广东省最好的市之一。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树都不怎么长，水泥灰落满树叶，种了10年的树还没手粗，客商看到这样的生活质量肯定就不来了。这是血的教训。

　　《商务周刊》：财税的协调是不是目前影响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难题？

　　郑利平：现在都在说总部经济和总部纳税，但我认为，我们这些承接地不能忙活了半天连税收都没有。有些人一边说要协调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边又主张总部纳税。提出要通过几年的过渡再实行税收的二次分配。其实这是把问题搞复杂了，在哪里办企业就在哪里纳税，这样处理最简单明了。

　　《商务周刊》：本次对于产业转移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关于广东模式转型的讨论，而广东转型背后又是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得失的讨论。最近，汪洋书记再次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

　　郑利平：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绝对是先声夺人，在当时杀出了一条血路，当时的广东省委冒了非常大的政策风险，做了很多全国第一。特别是办经济特区，这绝对需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精神，需要承担很多风险。现在汪洋书记再次提出了解放思想，我们地方政府也同样不能够坐井观天。

　　记得两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就提出过要“重新思考渐进改革的方法”的观点。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我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前提首先是要“改”。渐进的方向有很多，要完成一个改革有时甚至需要从数百个方面开展，这就需要把某些相互制约的方面打包成一个整体，整块整块的解决掉。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研究哪些方面是应该打包作为一个板块来一次性考虑，更多的是只改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不动。这就造成改革难以操作，进而造成反弹，反弹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种渐进方式不是我们要的，并不是我们走的渐进式道路不正确，而是缺乏好的操作方法。

　　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公共政策及管理硕士的时候，一个总的体会是，西方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能够实证地告诉我们“如何做”的方法。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用足用活自己的“自选”动作，充分发挥地方上的自主权，大胆实践自己的想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对现有体制做一些“补台”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