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调查：合俊玩具厂倒闭预警

维德公司聘请了山东省农科院专家，对全村现有土地重新规划：村北600亩荒地不适宜种粮，调整为生态林区，村南1900亩肥沃的土地则成为优质的粮食高产示范区和高效农业园区。

董小柱心目中的公司发展蓝图是：5年内通过争取开发项目、吸纳社会资本等，投入4000万元，建设集高效种植、观光休闲、生态餐饮、循环利用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农业示范区，重点客源是沁阳及焦作两地市民，后者距西万村仅30公里。

2008年，西万村夏粮丰收，小麦总产量比去年增加15万公斤，农业规模化经营优势开始显现。据河南农业大学专家测算，西万村2500亩土地整合后，每亩每年至少产生5000元的效益，年收入可超过1200万元。

流转的风险

早在2002年，沁阳市的水南关村等已经着手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试点，具体模式包括整体推进、挂牌拍卖、对外转租、集约开发等几种。迄今为止，全市有12个乡镇、9218家农户加入，土地流转总面积达到32163亩，市、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也相继建立。

而西万村的整体推进模式以其彻底性和公司化运作后来居上，被市政府作为先进典型重点推广。不过，与西万村相邻的邗邰村一位村干部却告诉记者：“西万村搞得再好，（模式）也不适合我们。”拥有约8000人口的邗邰村人均土地半亩左右，但村集体年收入不过50万元。该村党支部书记承认：“我们没有能力承担土地流转的风险，西万村粮食不够吃了，用村集体的收入买，我们集体收入少，搞不好村民可能要饿肚子。”

有类似担忧的不仅仅是邗邰村的村干部。沁阳市市委办公室整理的《沁阳市土地流转典型汇编》中也提到，目前西万村村集体收入丰厚，每年可拿出上百万元购买粮食，如果将来村集体收入下滑后，农民利益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呢？

兼任维德公司法人代表的西万村村委会副主任田柏树坚称，公司将来经营亏损会连累土地入股村民的风险不会出现，公司前景一定很好。但主抓沁阳市农业局局长王保国对此却有所保留，认为不能百分之百保证维德公司会运行得很好，因此该村的经验不宜盲目推广。

举例来说，1985年该村出资修建了一条年吞吐量达500万吨的煤炭运输铁路专线，连接到1公里外的沁阳火车站，是村集体巨额收入的重要依托，但繁忙的煤炭运输把村前村后的道路染成了灰黑色。如果维德公司把盈利希望寄托在农业生态观光旅游上，污染显然是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难题。

“山西的煤炭几十年是挖不完的，西万村的‘煤炭经济’会一直能挣到钱，他们有能力能够化解土地流转中的风险，”王保国说，“只有经济发达、村干部威信高、土地不再成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才有条件采取整体推进的模式实行土地流转。”

实际上，土地流转期限短和农业回报周期长的矛盾，是西万村“整体推进、公司经营”模式的主要软肋。农业部2005年发布的土地流转相关政策规定，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剩余年限，而维德公司和村民签了8年的合同，按照田柏树的说法，8年之后，合同可能不会变，也可能有一些修正，如果变了的话，公司的长期投入就得不到回报了。

10月初，山东、安徽等省农业主管官员慕名前来沁阳考察时，对此也有疑虑：“土地流转期限这么短，接包人的固定资产投入归属权是否会引起纠纷？这会不会又导致他们不愿意真正做大规模的长期投入？”

这也许是董小柱大胆当面向总书记建言的初衷吧。

曙光闲话

三重风暴我们能挡住几重？

79年前的1929年10月24日，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从美国纽约华尔街刮起。当天道·琼斯指数大幅下挫，但是人们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不知道这场危机对自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危机的最初几天，华尔街甚至弥漫着一种“节日气氛”，街道两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大家兴高采烈地围观那些神情沮丧的投机家们。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再也没有这种好心情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为美国全面的经济危机，美国的经济危机又演变成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几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场风暴的猛烈。

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30%，49%的银行倒闭，25%的就业人口失业，美国的流浪人口达到200多万。1931年，纽约市有记录的街头倒毙案就有2000多起，社会治安极度恶化。这样，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再到社会危机，三重风暴完整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今天，各国政府充分汲取了70多年前的惨痛教训，积极联手救市，力图以“有形的手”按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虽然人们还无法预料这些努力最终的结果如何，但前车之鉴总会对人们有所帮助。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上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受损，德国从1929年到1932年，工业生产下降了40%，日本从1929年到1931年工业生产下降了32.9%，而中国则是北伐刚刚完成，国内情况略为稳定，国内生产正在恢复阶段。所以在上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影响不大，甚至还出现了增长。但这次中国依然能幸免吗？

从发展阶段上看，本轮金融风暴是从信贷危机开始，转而变成金融危机，再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在金融危机阶段，由于中国的金融领域没有全面开放，虽然有一些金融机构购买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资产缩水了几十亿美元，但损失毕竟有限，还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而实体经济方面，情况则要严重得多。

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一般在20%~30%之间，即使像日本这样典型的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也不过是20%左右，全世界平均的外贸依存度2003年是45%，而中国去年达到了78%。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经济结构上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二是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呈直线发展。1970年时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5%，而到了2004年则超过了70%。从2000年以来，中国外贸平均增速26.7%，比GDP增长高出16个百分点。据测算，美国经济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将下降1.3个百分点。

因此，本轮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很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在欧美等国，其危机发展过程是从高到低，即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最后影响到普通民众。而中国可能会相反，先是中间的实体经济受损，直接向两头蔓延，即：大批企业倒闭，向上影响到金融领域，使银行出现大批呆坏账；向下造成大批失业人员，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直接暴露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软肋——社会保障的不足。虽然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开始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但总体上讲，中国经济在近些年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保障水平低，保障范围小（1.3亿农民工基本排除在外），保障体系不完整。即使按最宽泛的统计口径，目前中国能够享受到某种社会保障的人口也不过占总人口的20%。所以，在国家目前财政和外汇储备尚有能力的情况下，加紧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对抗金融风暴的当务之急，而不能将社会保障工作仅仅停留在逢年过节送米送肉的“送温暖工程”上。

从另一个方面看，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定，对于应对这场金融风暴另有一层深意。在中国，农业是吸纳劳动力弹性最大的行业，而农业的稳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制则是8亿农民最后一道，也是唯一的一道“社会保障”。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张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