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的破产者？ 浙江民企状况调查

　　“浙江民营企业大多是从家族性企业发展而来，故其家族对于企业控制欲望较强，他们往往不到万不得已并不会引入重组方或股权投资方，因为一旦引入，家族控制权将会削弱。”北京某PE人士告诉记者，因此，浙江当地好的民营企业，PE往往进不去；一些能参与的民企，情况大多不乐观，PE又不愿意冒如此大风险。

　　“浙江地下钱庄业颇为发达，很多企业会从地下钱庄借贷所必备的周转资金。”记者暗访浙江某地下钱庄时，该地下钱庄负责人老周详细地向记者解释企业从地下钱庄的借贷过程。

　　“银行贷款即将到期时，一些企业自身资金链较为紧张时，则会求助地下钱庄，其从地下钱庄以较高的利息获得资金后，用于银行还贷，在还完银行旧账后，再向银行重新申请借贷，用于归还地下钱庄。”老周告诉记者，一般资金出现困难的民企，都采用此类方式来应对资金链的压力，他们付出的成本就是从地下钱庄获得款项到新的银行信贷资金到位前，数天时间内的利息差。

　　据他了解，“现在银行审批贷款的时间很快，只要你有厂房或土地资源作抵押，几乎都能从银行贷到钱，而审批最快仅仅只需半个月左右。”

　　按逻辑分析，在金融危机之下，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加大，地下钱庄正是赚钱赢利的好时机，老周却向记者坦承：“地下钱庄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于民营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加剧了贷款风险，贸然出贷，地下钱庄同样面临血本无归的境地。”

　　资本腾挪

　　这些早在2006年便已被浙江民企收入囊中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成为股东们为“过冬”而准备的“口粮”。

　　除上述三种较为常见的融资渠道外，记者通过数日暗访发现，另外几条隐蔽的浙江中小企业融资“暗道”正在或即将在浙江资本圈中铺展开来。

　　前几年，各地房价高速上涨时，“温州炒房团”名声大噪，而在资本市场中，“浙江圈地帮”则似乎用类似的方式，为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前暗设下了资本“提款机”。

　　记者统计发现，浙江当地上市公司共有109家，ST公司仅有3家，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个现象却充满了戏剧性，据记者粗略统计，除了上述109家浙江上市企业外，而早在2006年前，就有不少于33家浙江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成为了外地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他通过隐蔽方式“潜伏”在外地上市公司的浙江民营企业则更多。

　　上述被浙江民营企业收购的30余家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四川、昆明、安徽、甘肃等区域，其中仅四川区域(含重庆)就达5家以上。

　　这些早在2006年便已被浙江民企收入囊中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成为股东们为“过冬”而准备的“口粮”。

　　2008年7月，广西ST北生被大股东掏空、虚假重组一案东窗事发。

　　ST北生控股股东，虽为广西北生制药集团，但其董事长到数位高管都是浙江人，其控股的主要关联企业，浙江北生药业汉生制药有限公司等几家也是地道的浙江企业。“北生案”涉及的“虚假”重组方的四家股东中，有三家来自于浙江东阳当地(另一家为浙江人士在深圳注册)。

　　当时曾在重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浙江广厦建设集团，则更是浙江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之一，与广西北生集团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2009年5月13日，已经正式立案的浙江华伦集团涉嫌掏空四川金顶资产一案，为众多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

　　早在2004年便已布局四川金顶的华伦集团，在不断进行资本掏空的同时，今年年初还大量在二级市场上抛售其股票，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

　　据浙江富阳当地的有关人士透露，作为民营企业的华伦集团，在主业发展不稳定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多元化升级，并投身于楼市，造成了资金链的断裂，从而加快了对其控制的上市公司不断“吸血”的步伐。

　　早在2006年底，明星电力董事长周益明等人“空手套白狼”掏空上市公司5亿多元的惊天大案爆发，作为浙江人的周益明同样把罪恶的手伸向了明星电力这家位于四川遂宁的上市公司。

　　中原证券宏观策略分析师邓淑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上市公司作为民营家族企业的融资‘窗口’，其融资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股票市场配股或者增发而进行融资；二是通过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利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来获取资金；三是利用上市公司的信誉，通过贷款、担保资产抵押、股权和存单质押等形式从银行获取资金；四是利用上市公司的委托理财，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

　　从上述事情可见，浙江部分民营企业深谙其道。

　　现如今，浙江部分民营企业，又似乎“嗅”到了另一条资本的运作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