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的重任:防止通胀的衍生效应
更长远地看,世界与欧洲食品价格的前景均仍不确定。尽管农产品的供应最终应会满足需求的增长,但这一弥补的时间也许要比现在预想的长得多。而且,食品价格的变化取决于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包括科技进步以及能源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就中期而言,风险似乎是上行的。
再探讨一下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带来的风险。目前,NMS国家似乎正在出现一定的通胀压力。近期进口价格的这些上涨主要反映了较高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带来的延后冲击,这些产品的价格几乎已将整个欧元区进口供应商的价格推高。
不过,尽管NMS各国在欧元区进口中占有相当份额——约为11%,它们出口价格相对有限的上升——现实的,而且是预料之中的——不大可能使它们成为欧元区通胀的重要外部来源。
再看看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近期的通胀压力明显上升。在中国,目前为止,食品价格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升的主要源头,而非食品价格仍保持明显的稳定。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明显的上行风险就是,较高的国内通胀率可能影响工资,并最终影响出口价格。另一方面,在NMS各国与中国、印度,其国内的物价与成本状况目前的发展仍在预料之中,这说明,来自这些国家潜在的通胀风险,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可控制的。
但是,低成本国家的经济发展、强劲的工资增长、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出口产品的日益成熟、多样、技术含量更高,都将预示着,低成本国家正在沿着价值链向上跳跃,而它们的出口量也正愈来愈接近更发达的西方国家。长期而言,这最终会促使它们的出口价格与更高的国际水平趋同。
这些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与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关?欧洲央行的职责就是维持中期价格稳定,而价格稳定的定义是,欧元区的消费者调和物价指数增长率保持在低于并接近2%的水平。因此,外部价格的变化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关系在于,这些价格会影响价格稳定的中期偏差。
全球化会给中期价格稳定带来哪些潜在风险?
在探讨这些问题,并根据欧元区的经历来汲取一些货币政策的经验教训之前,首先要重申,所谓在一个更为全球化的世界里货币政策已毫无效果这样的论调,是过于耸人听闻了。与16世纪的欧洲不同,在汇率浮动的前提下,单个的央行现在可以对价格稳定做中期与长期的界定。而且,既然通常的套利考虑(arbitrage considerations)仍然适用,那么长期利率的走势,就依然会与未来可预期短期利率在当前的折现值存在密切的关系。央行因此可以发挥关键的角色。
因为即便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通货膨胀归根到底仍是一个货币现象,所以那些断言中国在出口通缩或通胀的理论,应当看作是过于简单化的思维。全球化力量会体现在外部冲击上,这些冲击在原则上会影响相对价格,而不是长期的整体通胀率。不过,在经济学上屡见不鲜的是,如分析更高频率发生的事件,事情就会更为复杂。在中期,贸易条件的变化——例如石油与日用品价格上涨或进口价格下跌——会对通胀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压力,将取决于这些变化对整体需求与整体供应的净效果。其实,进口价格的上涨倾向于带来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
第一种效应可称为“供应效应”,其原因是,贸易条件受到的负面冲击会引起潜在产量增长的降低,例如一些在国内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原料、如外来的石油或其他日用品的价格上涨,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此,在需求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潜在经济产出的下降将倾向于使实际经济产出超过潜在的,给通货膨胀带来上行压力。